易文杰

　　鲁迅的鲁迅“反传统”观念常被批评，如林毓生认为鲁迅是明观一位全盘否定传统的人物。对此，取今列文森的复古《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》反思了鲁迅“全盘反传统”的学术观点。他认为鲁迅虽然在思想观念上是别立“全盘性反传统主义”，在感情上却依然对此有所依恋。新宗爱奇艺然而，鲁迅在学者高远东看来，明观这种观念虽然有所洞见，取今但是复古仍然忽视了鲁迅对中国传统的批判性继承。不少优秀的别立鲁迅研究者对“鲁迅与传统”进行了意味深长的探讨，指出鲁迅与旧学的新宗关系，比我们所想象的鲁迅丰富得多。鲁迅的明观思维也从来不是单线条的，而是取今丰富的。

　　鲁迅智慧多来自古中国文明熏陶

　　实际上，鲁迅与中国古文明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：从小读各种旧书，筋骨、魂魄都浸润其中。长大后想要摆脱其弊害，但幽灵如影随形，字句中不经意流露出旧学的血脉。尤为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，鲁迅更对旧学进行了改造，贴吧使之成为适合现代中国的“国学”。在这一点背后，牵涉到古今转换的重要问题：鲁迅作为新文学的杰出代表，如何把传统之物转化为现代精神，是值得探讨的。

　　因而，如果需要把握鲁迅文学、思想的要害，“国学”是一个离不开的角度。研究者对此虽有所探讨，但从整体性视角出发的研究尚不多见。孙郁的近著《鲁迅与国学》就是这么一部从整体性视角出发，探讨鲁迅与国学之间辩证关系的佳作。孙郁向来关注鲁迅先生的“暗功夫”，即鲁迅为文背后的知识结构。该著更发微抉隐，从金石学、考古学、文字学、文学、哲学、民俗学等多个视角重审鲁迅对旧文明的现代重构与发明，体认鲁迅的逆俗笔墨与深藏于文的“暗功夫”。

　　鲁迅如何理解国学？该书开卷第一篇《从新知到国故》，必应道出了鲁迅的独特眼光：鲁迅是从“新知”的现代视野入手，重新反观“国故”的。而他的视野，也并非囿于儒学一隅，而是以清明的眸子重新凝视古文明的元气。他的文字绝非朽木，亦不见酸腐的呆气。如书中所言，鲁迅的“非学院派”视野，与陈寅恪、马一浮等儒家士人是迥异的，背后是“现代性的元气”，“在经学之外另辟蹊径，思想有另一个原点”。这也正是为何鲁迅能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开端，以《狂人日记》发出嚆矢之声。

　　因此，该书所强调的“鲁迅的智慧多半来自古中国文明的熏陶”，并非指的是鲁迅文学、思想的复古性，更绝非把鲁迅视为一位遗民式的儒者，而是指鲁迅基于现代的眼光对古文明元气的再发明，所谓“正像尼采从古希腊文明中吸收了智慧一样，鲁迅的智慧多半来自古中国文明的熏陶”。看似偏至之言，实际上是周全的。

　　在孙郁看来，鲁迅“避开了儒学正宗之路，而发现了文明史中的另一种资源，即所谓‘取今复古，别立新宗’正是”。鲁迅对传统的思考路径，与尼采相类似——“复古”之路上，绝少不了“取今”，而“复古”的目的，也正是为了“别立新宗”。而鲁迅之所以能发现古文明的美质，是因为百年大变局中的中西升沉，“当欧洲文明在自己的世界中出现的时候，他对于故国的旧有的形态才有了另类认识。”所谓“取今复古，别立新宗”，是鲁迅独特的文明观，也正是本书的根本用心所在，最后其实指向的是对“立人”与“人国”的追求，“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，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，取今复古，别立新宗，人生意义，致之深邃，则国人之自觉至，个性张，沙聚之邦，由是转为人

　　国。”（《文化偏至论》）如是而已。

　　以“取今复古”眼光重审先秦诸子

　　鲁迅“取今复古”的眼光是如何重审中国古文明的？这体现在对诸子资源进行了重审：挖掘其在先秦时的元气，抵抗其在后世异化的暮气。

　　鲁迅对先秦诸子的敏锐眼光，如孙郁所言，也受到其师章太炎的启发。在该书第十四篇《对章太炎学识的取舍》中，有意味深长的表述：“（章太炎）在言及庄子与佛学、儒学的时候，差异里的相似性被一一道出，确是不凡的思路……我们由此联想起鲁迅论述孔子、庄子的思想，以及隐士、俗士之关系，逻辑几乎一致。”鲁迅对先秦诸子的看法，确与其师章太炎相似，都是用“重估一切价值”的思路，摒弃那些被后世捧上神坛的木偶，拒绝那些士大夫的格套，寻找那些本然之所。这点在全书第五篇《非儒与非孔的理由》中，有较为充分的说明。在孙郁看来，在后世，孔子的思想多异化为了旧儒的暮气。因而，鲁迅对那些异化的士大夫礼教话语多有抵抗。他从来就警惕那些重来的故鬼，拒斥那些尊孔的幽灵。但是，鲁迅的境界实在与先秦时期的孔子有相似之处，那就是都“不以世俗的是非为是非，都是逆风潮而动的人物”，有一种“超俗的人间情怀与思想境界”。只是较之孔子的克己复礼之思，鲁迅更推崇战士的姿态。

　　该书第六篇《对庄子的另类叙述》，也呈现了鲁迅以“取今复古”的眼光重审诸子学的思路。在孙郁看来，鲁迅对庄子的理解，来自尼采式的眼光。鲁迅汲取了庄子辞章中飞动的色彩，学习了《逍遥游》等篇章中天马行空的思路，从而铸造了属于鲁迅自己独特的辞章。然而，鲁迅对庄子的文学、思想绝非盲从，在其小说《起死》之中，多有独到的反思。鲁迅对庄子的批判，其深处是沉重的现实感，有着来自大地的气息，寄托着对新的知识阶级的渴望。

　　鲁迅不只对庄子有所省思，也对墨家的思路有所肯定，并将墨家视为一种精神资源。《鲁迅与国学》的末篇《晚年文本的墨学之影》就指出，在晚年鲁迅的《故事新编》文本中，突出了对墨家苦行精神的肯定。这与其说是体现了鲁迅对古人的解释，不如说是他借墨家的精神，来深切观照现实，昭示了鲁迅对左翼文学、思想的体认，以及对“新人”的想象。由此，我们可以发现：鲁迅对旧学的再造，意味着从中华历史中挖掘出真正的民族魂。对国学，他有自己的铁肩担当与不息坚守。当中华文化“花果飘零”时，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化守夜人。

　　亦对民间传统有着深切的体认

　　在孙郁看来，鲁迅这一“取今复古”的文明观，不仅重释了诸子学的意义，也对民间传统有着深切的体认。

　　从民间的角度阅读鲁迅，是孙郁一贯以来的学术志趣。从民间视角来看鲁迅的国学，也能打开许多问题。本书第九篇《批判旧戏的几种理由》就从民间视角出发，体现出丰富的意味。孙郁指出：鲁迅的戏剧批评，也是其文明批评的一种，蕴含着大的文化关怀。具体来说，鲁迅对京剧等旧艺术多有批判，是因为他以为这些属于儒教的旧戏，都还在陈旧的意识形态里。相反的是，鲁迅推崇那些民间的戏剧艺术，认为这些艺术有新鲜的气息，属于天籁之音。这种观念在他的文本《社戏》《五猖会》中，历历可见。在鲁迅看来，新的戏剧艺术需要汲取域外的资源，从而敞开对传统的理解，在民间的土壤中取得生机。概言之，鲁迅对传统的看法，并不拘泥于庙堂之上的大传统，而是对民间江湖的小传统也多有会心。

　　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，《鲁迅与国学》也与近年兴起的“鲁迅文明论”研究，产生了富有意味的对话。这些研究多过于强调鲁迅早年的思想，对鲁迅思想的整体性有所撕裂。而《鲁迅与国学》对鲁迅文明观的探讨，是从鲁迅的留日时期出发，贯穿于鲁迅一生（包括20世纪30年代写作《故事新编》）的讨论，具有整体性的视野与思想史意义。在本书看来，鲁迅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实践及其文明观，所呼应的是鲁迅早年留日时期所形成的文明观，其用意都是“取今复古，别立新宗”。这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鲁迅思想的整体性与丰富性。

　　要言之，孙郁的《鲁迅与国学》实际上指出了鲁迅从“取今复古，别立新宗”的文明观出发，看待中国古文明的颇为辩证而丰富的视野。鲁迅在西方文明的镜鉴下，发掘了中国古文明的智慧，令蒙尘的“旧学”转换为真正适应现代民族国家发展，适应现代国人的“国学”。阅读《鲁迅与国学》既可以让我们理解鲁迅的整体性、延续性与丰富性，也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探讨鲁迅的丰富面向。

　　（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