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如北京李大钊故居、做文宣南文化博物馆等一系列名人故居、博戏博物馆一改往日庄重、剧对严肃的场地创作形象，纷纷推出沉浸式导览解说、环境剧目，心态虎扑真正让馆内文物活化起来的有求业内同时，也重新定义观众观展的做文体验感。与传统的博戏戏剧相比，沉浸式导览剧充分发挥故居和古建筑的剧对优势，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间的场地创作“隔墙”，观众置身于场景氛围之中，环境能够与剧中角色“零距离”——忽而是心态欣赏剧作的看客，忽而又化身为剧作中的有求业内角色。

沉浸式导览剧《宣南往士》。 记者 刘臻 摄

创作目的：辅助观众记住展览内容

宣南文化中最辉煌的一章，应该是曾居住在这里的士人们，为了自己的理想，为了国家的兴亡，为了民族的昌盛所表现出来的报国情怀、变革精神和牺牲勇气。自明清以来，这里聚集的士人众多、活动空间紧凑、延续时间长久，是地处京师、士乡所形成的b站文化学术平台。

《宣南往士》导演袁子航回忆创作之初时坦言，当接到西城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给到的这一命题时，倍感压力。当自己第一次沉浸到宣南文化博物馆“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——北京宣南士乡历史文化展”的展览之中，又觉得最初的压力瞬间便转化成了动力，创作状态变得兴奋起来。“长椿寺作为一座有着四百多年历史的古建筑，这里先天的空间优势对于创作者而言，无论从艺术展现空间，还是创作空间都是无比巨大的。同时，宣南士人文化中，近代以来影响中国历史前进的人物莫不与此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在这里出现过的历史人物，发生的历史故事数不胜数，因此以什么样的形式诠释‘宣南士人文化’这一主题都不是问题。”

袁子航认为，虽然士人雅集作为传统士人重要的生活趣味和交流方式，推动了北京宣南士乡文化的形成，但到了晚清时期，宣南士人雅集更重要的目的是阐发经义、传播学术，进而改变社会风气。若站在观众的文心一言角度，创作者一开始并不需要深究历史上那些著名士人的一言一行。“如果观众能通过看展览记住一些历史人物，再通过我们将这些人物故事演给观众，哪怕观众能记住一句话、一个片段、一个事迹，或许当他们再来看展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一种全新的心理状态。”

近年来，宣南文化博物馆一直在文物活化、沉浸式感受宣南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不断探索与尝试，从去年的“双节”期间，举办“月满长椿 梨韵仲秋”沉浸式游园活动，到2024年世界读书日期间特邀“宣南往‘士’”演出团队化身NPC，打造深度参与式的文化体验活动，其实都给袁子航以及《宣南往士》创作团队巨大的创作空间。推翻传统剧作诸多线性叙事的创作模式，根据剧情需要融入了相声、曲艺、弹琴说唱、流行歌曲等表现形式，主创希望以一种欢乐的姿态将宣南文化展现给观众。“通过演员的表演，不仅将部分展陈的内容进行了还原，观众还能深刻地记住某些瞬间，在自媒体时代下，再通过他们的手机短视频进行二次、三次的传播，也让更多人知道《宣南往士》与宣南士人文化。”

同样作为李大钊故居沉浸式导览讲解《守常先生》的导演，袁子航则认为，与《宣南往士》相比，李大钊先生作为当之无愧的革命领路人，这部作品的创作从内容上，首先要遵从史实，创作态度需要极为的严谨。《守常先生》集中展现的是1920年-1924年，李大钊在北京家中生活期间，最集中且充满戏剧冲突的事件浓缩，让观众在故居看完展览之后，通过沉浸导览解说再进行一次情绪上的提升。

博物馆中的表演能让观众更立体体验展陈内容。 图/IC photo

创作手法：“潜入深出”的表达形式

相较于传统戏剧，沉浸式戏剧在观演元素空间、观众、演员这三个方面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在《宣南往士》这部沉浸式导览剧中，观众、演员，以及宣南文化博物馆的展陈，三者要融为一体，在观剧时，观众作为观赏者或者暂时的表演者存在于戏剧中，不论是什么身份，观众与演员之间会存在交流，只是这种交流有时是间接的，有时是直接的。

《宣南往士》与《守常先生》这两部沉浸式作品，演出过程中都会距离观众非常近，因此很多观众都察觉不到身边的那个人就是演员。而演员常常需要在戏中跳进跳出，既要照顾角色的需要，又要随时应对观众的反应，进行即时的互动，“当我们演员习惯了这种演出中的互动交流方式，反而觉得这种方式深受观众喜欢。我们也会选用一些当下流行的热梗来与观众交流，当他们记住了这些梗与一些片段后，也就记住了剧中的人物，这种‘潜入深出’的方式，会吸引他们主动拍摄一些互动小视频，发给身边的家人、朋友，由此又会吸引一批新的观众预约来到博物馆感受我们宣南文化。”

《宣南往士》涉及历史人物与事件众多，也被袁子航看作是一部多样式的剧本。据他透露，这部作品的剧本创作前期，没有动笔写之前，便进行了两个月之久的讨论——剧中人物的时间背景从明末跨越至民国，如何让观众在一个视角下将整个展览逛完，这是最初摆在主创团队面前最大的问题。

最终，《宣南往士》以由宣武门石额幻化的白胡子神仙“石额公”为主要讲述者，另一个视角则是进京赶考的晚清举子“弘生”，两个虚构的角色引导观众走入各个展厅。观众在石额公和弘生的引领下，看学论道，赏笔墨丹青，听公祭杨椒山，了解清末“公车上书”“戊戌变法”等历史事件，读宣南报业发展变迁史，沉浸式感受文人才子及热血青年的家国情怀。袁子航解释，“石额公”在宣武门城楼之上将近六百年，一直俯瞰着这片热土，而历史上所有的士人学子来京，也必须经过宣武门，因此宣南的士人，“石额公”都认识。而时间点以1895年为起点，在这一年，发生了很多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事件：如甲午战败签署《马关条约》；康有为入京会试联同十八省举人发动“公车上书”，并组成强学会；在宣南的后孙公园创办《万国公报》，成为北京第一份由中国人创办的近代报纸，以此为起点，石额公和弘生带领观众开启跨越百年的宣南文化之旅。

袁子航认为，由于宣南文化博物馆展陈内容太丰富，即使每一轮《宣南往士》演出都有全新的角色加入其中，但截至目前，剧目相关历史内容的挖掘工作，甚至还不到博物馆展陈的十分之一。“就算《宣南往士》在宣南文化博物馆里再演十年，都不一定能把这里面的人物与故事挖掘完。”袁子航表示，以个人的能力肯定不能完成如此庞大工作，但在他身后还有一支庞大的演出队伍——西城区文保剧社，《宣南往士》中的数十名演员均来自这里。

据袁子航介绍，文保剧社的构成主要由国家一级演员、职业演员以及一部分对戏剧感兴趣的群众演员组成，目前已拥有1000多人，而想在剧社深度体验，挖掘《宣南往士》这部作品文化内容的演员，目前有100人以上。为此剧社还推出了一个“士人唤醒计划”，将宣南历史上出现过的数百位士人归纳起来，让一些对某位士人感兴趣的社员将其“唤醒”，带回家中进一步地深入研究。“很多士人在网上的资料非常有限，学员便会主动走进图书馆查古籍，自行购买一些书籍去研究这个人。未来我们计划将他们研究的成果以视频的形式推出，让更多人了解宣南的士人文化，同时，通过这些资料的研究，也为我们《宣南往士》的故事不断地更新升级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。”

宣南文化博物馆内在进行沉浸式导览讲解。 刘臻 摄

创作挑战：成为趋势同时也有许多限制

沉浸式导览剧可以一举改变传统博物馆讲解“你讲我听”的参观模式，把展览内容用戏剧体验的表现形式，通过创新方式，将其建筑价值、精神价值与文化价值一一传递给观众。

博物馆里面的“沉浸式”演出成为一个热词，但从专业的角度来说，在博物馆里进行沉浸式戏剧演出，还是会受到一些客观限制。在宣南文化博物馆馆长张丽娜看来，宣南文化博物馆之所以能够将《宣南往士》这部沉浸式导览剧做成功，其实是将博物馆的劣势变成了自己的优势。她进一步解释说，相较于很多大型的专业博物馆而言，宣南文化博物馆的劣势在于自身的文物展品非常有限，如果按照传统博物馆参观模式运营，其实不太容易吸引更多的观众。把这一劣势转化成为优势，推出《宣南往士》这样一部沉浸式导览剧便弥补了原有的不足，进而还成为区别于其他博物馆的一大特色。“随着博物馆热，让很多人开始喜欢博物馆，这里面肯定也会有因为戏剧走进博物馆的群体，从而又进一步地感受了解到宣南文化。”

从博物馆游览体验的角度，张丽娜认为，博物馆里看沉浸式演出未来肯定会成为一种趋势，但同时一定也会受到很多的限制。“相较于以文物展品为主体的传统博物馆，侧重于让参观者更多地沉浸于文物，宣南文化博物馆则本身就拥有全北京最好的‘舞美’——长椿寺，与其他博物馆将文物活化，演出与文物分开相比，我们的演出都是由真实场景构建而成，观众只需站在展陈的文物旁边，便可观看一部沉浸式导览剧，这种体验对于走进博物馆的观众而言，无疑是最好的。”

观众对沉浸式导览剧的评价。  记者 刘臻 摄

从创作者的角度，导演袁子航则认为，“博物馆里看戏”的趋势一定是存在的，但想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大范围普及，或许这中间还是需要一定的过程。若想真正在博物馆里做一部戏剧，其实对于环境以及舞台设备的要求非常高，像《宣南往士》这部作品，需要在长椿寺2000平米空间完成无死角的音响覆盖，几十人的服化道都要具有专业性与可考性，这些除了演职人员自身的决心与情怀外，自然离不开上级领导要把《宣南往士》这部剧持续做下去的决心与魄力。

“通常博物馆里的导览类作品，一场表演下来，音响覆盖最多一个房间30到50人。若以此为标准，像在宣南文化博物馆这类博物馆进行演出，就得进来一批观众，演员就要给他们演一遍。一个房间里的一段剧情重复地演，便不可能形成一部完整的戏剧作品，因此这就需要博物馆下更大的决心，将剧目与博物馆设定成一个整体，在固定时间段，让演员从头到尾引领一拨观众完整地享受剧目的观演，这个难度可能是目前很多博物馆很难达到的，也需要他们进行更多的尝试与探索。”

记者 刘臻

首席编辑 田偲妮

校对 翟永军